亚历山大的军队将吉尔吉斯斯坦的胡桃木带回欧洲，在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雅格诺布谷，人们还在使用丝绸之路上的主要用语——古雅格诺比语，生活遵循着另一种时间节奏。然而这五个国家一直被随意归为一个地区：先是作为亚洲到波斯的古代丝绸之路的广阔地带，又被视为俄罗斯和英国大博弈的舞台。从里海之滨的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向东穿过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这些国家曾经是苏联最远的边境线。

社会人类学家埃丽卡·法特兰踏上一段即使是最老练的环球旅行者也很少涉足的旅程，探索五个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成员国，自1991年陆续独立后，它们的现状如何？

法特兰穿越土库曼斯坦这个多数世人被禁止进入的国家，前往哈萨克斯坦巨大而荒凉的核爆试验地，在干涸的咸海岸边遇到中国的捕虾人，还遇见自二百年前在吉尔吉斯斯坦平原上生活的德国门诺派教徒。她背包走遍了每个共和国的角落，将这五个中亚国家现在和过去的历史、文化和地理风貌完整介绍给读者，并特别关注每个国家女性生存的现状。《中亚行纪》是一部“穿越中亚的奥德赛”，一位青年人类学家的探索之旅。

把麻烦人物送到哈萨克大草原的俄国传统并不是新近才有。在塞米巴拉金斯克生活过的最著名的囚犯，大概要属1854年抵达那里的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了。他在西伯利亚鄂木斯克的监狱里待了四年，原因是参与了自由派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他将以士兵身份在塞米巴拉金斯克服完剩下的几年刑期。几年的牢狱生活使他的健康大受损害。像其他囚犯一样，他的脚上全天候地戴着沉重的镣铐。营房人满为患，囚犯连一秒钟的独处时间都没有。夜里，三十个男人要一起挤在硬邦邦的光板床上，跳蚤和虱子泛滥成灾。地板已经霉烂，屋顶漏水。冬天，屋里屋外都寒冷刺骨，夏天则潮湿闷热。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写道，当他被沿着额尔齐斯河送往塞米巴拉金斯克，开启一段军旅新生活时，他从未觉得如此快乐，“周围都是干净的空气，内心充满了自由”。

今天的塞米巴拉金斯克（哈萨克语称其为塞米伊），是一个污染严重、单调乏味的地方小镇，有着宽阔的街道和灰不溜秋的高大混凝土建筑。但这座小镇其实要比看上去古老。彼得一世早在1718年就在此建造了一座堡垒，这是他向东扩张的一部分。多年以后，驻防部队周围逐渐建立了一座城镇。大学和庞大的市政厅后面——为了社会主义长治久安，这些建筑选用了混凝土浇筑——有一些安静的街道，从那里仍可一窥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在这里时这座城镇的样貌。这些道路没有铺沥青路面，路两边排列着19世纪低矮、坚固的木屋。那时候，塞米巴拉金斯克有五六千名居民。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一个军人的遗孀那里租到了一个简陋的小房间。房间里到处是跳蚤和蟑螂，但是这位作家终于可以独处了，这是四年来的第一次。他终于可以再度开始阅读和写作。

在镇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博物馆，馆长尽了最大努力重现这位作家的陋室。在小起居室里，他们放了一张简单的书桌、一张狭窄的床铺、一个茶壶和几个茶杯和两个法国钟。这些家具都是19世纪50年代左右的，但没有一件曾经属于这位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住在塞米巴拉金斯克时，还未在文坛上崭露头角，没有人想到去保存他那些寒酸家具。也没人确切地知道他的房间是什么样子。博物馆只是根据已知情况进行猜测。

再现作家故居这种艺术是俄罗斯人的专长。整个帝国之中有数百个这样的“鬼屋”，里面的家具与其时代接近，有时甚至是作家自己的家具。这些圣地通常是由严厉的妇人看守，那些文学朝圣者一离开房间，她们就会赶紧关灯。带我参观塞米巴拉金斯克的博物馆导游是一位体型庞大的女士。她身体太差了，在展柜跟展柜之间不得不停下来喘口气，但她特别了解这位作家的生平与作品，每分每秒，一字一句，她都知道。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跟在我身后，眼神中透着对死亡的轻蔑，向我灌输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个镇上生活时的细节：

“他来到这里不久，就与亚历山大·兰格尔男爵交上了朋友，后者是他作品的狂热拥趸，”她告诉我，“兰格尔竭尽所能地改善这位贫穷作家在塞米巴拉金斯克的生活条件，很快成了他的知己。陀思妥耶夫斯基也结识了酒鬼亚历山大·伊萨耶夫。”导游停下来喘了口气，又热切地继续说，“伊萨耶夫身患肺痨的妻子玛利亚的婚姻生活极其苦闷。她的丈夫每每喝醉便要打她。他因为酗酒丢了工作，他们没有钱。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她抱着深深的同情，并很快一头陷入了爱河。但无论如何，这份爱情对这个伟人来说不是什么幸事……”

兰格尔写过一本书，回忆了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交往的那些年，因为这本书，我们得以了解这位作家与玛利亚之间这段激烈混乱的关系中的许多细节。玛利亚患有肺痨，身体孱弱，却也性情热烈，让人捉摸不定。“她对他很好，”兰格尔写道，“但不是因为她喜欢他，而是因为她同情这个不幸的人，他被命运之神发了一手烂牌。可能她也受到了他的吸引，但她从来没有爱过他。她知道他受着神经紧张的困扰，他也没有钱。他是一个‘没有前途’的男人，她说。但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将她的同情当成了爱，并以一个年轻人最炽烈的激情爱着她。”

一年后，灾难突然降临：伊萨耶夫在库兹涅茨克的一家旅店谋到了差事，那镇子离塞米巴拉金斯克有六百公里远。陀思妥耶夫斯基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来盼信和写信。据兰格尔说，他一本又一本的笔记本，都写满了给玛利亚的信。不幸的是，只有一封信留存了下来。信上满是对她的赞美：“您是一位令人思慕的女性。您的心保持着奇妙的、几乎像孩童般的善良。一个女人向我伸出了手，这件事本身就是我生命中的一件大事。”玛利亚在回信中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贫穷和疾病对她的折磨。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痛苦。“他比从前更加消瘦，”兰格尔写道，“他变得郁郁寡欢，暴躁易怒，像个幽灵一般四处游荡。他甚至中断了《死屋手记》的写作。”

1855年8月，伊萨耶夫死了，玛利亚陷入绝望。谁来照顾她和她七岁的儿子呢？陀思妥耶夫斯基尽其所能地帮助她，他借了债给她寄钱。伊萨耶夫的死虽然让他充满希望，但也带来了新的忧虑。要是她爱上别人怎么办？她的爱慕者肯定能排成长队吧？“我活着、呼吸，都只为了她一个人，”他在一封写给兄弟的信中说，“噢，我太不幸了！太不幸了！我经受着折磨，宰割！我的灵魂遭受着痛苦。”

玛利亚知道如何操纵他的嫉妒。假如“有一位有着优秀品格的老绅士，一位富有的官员”来到她面前向她求婚，她该如何答复呢？她在一封信中突然问他。“爱情的快乐无与伦比，但痛苦也是如此剧烈，让人觉得最好永远不要去爱。”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封给兰格尔的信中写道。我们不知道他是如何给玛利亚回信的，但是他的回信肯定感动了她。在接下来的一封信中，她向他保证，不存在那样一位富有的官员。她只是想考验他的忠诚！

然而，过了不久，玛利亚又欲探听这位作家爱她有多深。在接下来的一封信中，她向他活灵活现地讲述了“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年轻教师，他有着高贵的灵魂”。陀思妥耶夫斯基再也无法忍受，于1856年夏天的一次出差时偷偷前往库兹涅茨克见她。“多么高贵的灵魂！像天使一般的灵魂！”这次见面后，他在给兰格尔的信中热情地写道。再次见到她让他喜出望外，但同时玛利亚确认了他最担心的事：这位教师的确存在。他叫尼古拉·韦尔古诺夫，玛利亚流着泪承认自己已经爱上了他。但是，她又不愿意放手让陀思妥耶夫斯基走。“不要哭，不要难过，”她安慰着他说，“一切都还没确定，只有你和我，没有别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心里装着这些话，返回了驻防部队，又燃起了希望。但很快他又被绝望所吞没，因为玛利亚在接下来的一封信中写道，她爱的终究还是那位教师。为了让自己在玛利亚眼中显得更有吸引力，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想办法提升自己的军阶。他写了一封感人肺腑、充满懊悔的信给上级长官，最终被提掖到了军官的级别。玛利亚仍旧在他和那位教师之间摇摆不定，将两人都弄得心烦意乱。“我已经成了一个不幸的疯子！”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兰格尔的信中写道，“这样的爱是疾病。我太清楚了。”

11月底，陀思妥耶夫斯基再次去库兹涅茨克看玛利亚，这次穿上了自己的军官制服。不知道是不是军服的作用，在这趟探访的最后，玛利亚答应嫁给他。“她爱我，现在我确切地知道了。”他得意扬扬地写信给兰格尔说。同时他对于那位被打败的情敌良心上过不去，请求兰格尔安排他参加正规师范学院的结业考试。然而，他对于即将到来的婚姻的狂喜非常短暂：接下来的几封信里，就不再有赞美或浪漫的流露，只有枯燥、实际的婚礼筹备和金钱事宜。

“他们在1857年2月6日结了婚，”博物馆导游热情地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当时三十四岁，玛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二十九岁。韦尔古诺夫，那位深爱玛利亚的教师，是见证人之一。陀思妥耶夫斯基紧张得一塌糊涂！如果玛利亚最后一刻后悔了，转而选了那位教师怎么办？如果那位教师心里充满了嫉妒，发起袭击，动手杀他呢？然而，婚礼很顺利，但是这段婚姻很短暂，也很不幸。在回塞米巴拉金斯克的路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发作得厉害。玛利亚开始后悔自己选择了一个一穷二白的囚徒，而不是年轻的教师，并且她没有把后悔藏在心里。没错，就是丝毫不加掩饰！”胖导游似乎对玛利亚的行为很愤慨，跺着脚去了下一个展柜。

结婚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发作得越来越频繁，最终不得不离开军队。“我的生活艰难而苦涩。”他在1858年写道。第二年，他获准离开塞米巴拉金斯克，这对夫妇搬去了圣彼得堡。他们只在那里同居了很短一段时间，多数时间都争吵不休。俄国首都的气候不利于玛利亚的健康，她搬回了小地方，搬到一个叫弗拉基米尔的小镇。从此，她的身体每况愈下，病得越来越严重，饱受痛苦。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疯狂地爱上了另一个女人——阿波利纳里娅·苏斯洛娃。他们一起去西欧进行了一趟长期旅行，在那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发展了另一项爱好：赌博。

1863年秋，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从洪堡的牌桌上叫走：玛利亚病危了。据兰格尔说，这对夫妇在她临终时达成和解。“噢，亲爱的朋友，”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信给他说，“她给我的爱无穷无尽，我也永远爱她，但是我们无法一起幸福地生活……我们无法停止爱对方，我们越不幸福，跟对方的羁绊就越紧密。听上去很荒谬，但就是这样。她是我所认识的最坦率、最高贵、最慷慨的女人。”

（本文摘编自【挪威】埃丽卡·法特兰 著《中亚纪行》一书，由理想国授权发布。）

埃丽卡·法特兰（Erika Fatland），挪威记者、作家以及社会人类学家。她曾在里昂、赫尔辛基、哥本哈根和奥斯陆大学学习，于2008年取得社会人类学硕士学位。法特兰精通英语、法语、俄语、德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等八种语言，曾为多家媒体撰稿，撰写关于柏林电影节、艺术展览的报导等。2009年法特兰发表处女作《家长的战争》，被挪威书商协会收录进挪威学校推荐阅读书单。2011年凭借《天使之城》获得布拉哥奖提名。《中亚行纪》于2014年出版，次年获得挪威书商非虚构奖，作者也以此书获得2016年欧洲十大新声音以及奖励青年创作者的韦塞尔奖的荣誉，并入围2020年爱德华•斯坦福/孤独星球年度最佳旅行作家。另著有《无夏之年》、《边境》等。

图书主要以大众读者为对象，为中外类型小说、中外小说和中外人文社科三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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